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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中国经济将回归常态 曾被高速发展迷惑

时间:2018-11-20 16:31:14  作者:admin  来源:必发娱乐官网  浏览:110  评论:0
内容摘要:  新浪财经讯由中国经营报和社科院工经所联合主办的“2014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于6月14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姚洋:感谢大会组织者的盛情邀请!我今天得到的任务是讲一下政府的改革问题。我想还是先说一下新常态的问题,因为前几位演讲人都讲到新常态...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经营报和社科院工经所联合主办的“2014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于6月14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姚洋:感谢大会组织者的盛情邀请!我今天得到的任务是讲一下政府的改革问题。我想还是先说一下新常态的问题,因为前几位演讲人都讲到新常态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新常态这个阶段,樊纲先生一开始说,因为我们如果抛开2001到2008年这段时间,我们都是处在常态阶段,现在我们只是回归到那个常态上,我基本上同意他的说法。因为我们现在看中国经济的增长,被2001到2008年超高速的增长所迷惑,我用“迷惑”这个词,因为的的确确不是一个常态。2001年到2008年我们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这么多年,如果看一下我们的出口更是一个奇迹中的奇迹。七年的时间,我们翻了五番,这种状态肯定是不可持续,所以我们不能以那样的状态看待中国经济,那是一个全球性红利的一个阶段,也是人口转型处在最高峰,把这个红利拿到手里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想回归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

  我稍微多讲一点,前面几位没有讲到,新常态里头非常重要的就是结构转型,大家知道对所有国家来说,制造业一开始份额是上升的,但是到达一定的时候会下降。那么,这个下降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如果看一下韩国,我们中国台湾的经验,他们一般在12000美元,这是2005年的PPP的价格来计算,12000美元的时候达到顶峰。中国现在大概是9000美元左右,按照PPP 2005年的价格计算。按照这个思路来算,我们应该很快就会达到制造业的顶峰。但是,我们金融危机使得我们加速,金融危机使得我们出口一下子失速的非常厉害,从3%的增长到7%。我想我们可能会提前。事实上如果我们看一下数据,这个转折点已经到来了。去年我们第一次服务业的增加值超过了制造业的增加值,服务业是46%,制造业只有44%。那么,今年我们看到结果是服务业的增加值已经超过50%,制造业的增加值占比低于40%。所以,这个结构转型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国家是来得更早了一些。这个转型对我们这个制造业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我记得《财经》专栏作家吴晓波[微博]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因为下面坐的都是制造业的企业,他说你们还在做制造业,恭喜你们,但是十年之后,你们在座的可能会有一半以上都会死掉,这个我觉得说的不是夸张的。比方说我们家电行业,我们现在有1000多家企业,绝大多数他们的产值没有超过一亿元,这里头绝大多数企业都会死掉。所以,我们说所谓的新常态,我们应该把这点加上,就是制造业一个大转换的时代,制造业的占比要下降,服务业的占比要上升。所以,会是一个痛苦的调整期。

  那么,按照这个来说,给我的任务要讲政府职能,我觉得政府职能应该分阶段来讲,因为这是一个老问题,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个人持阶段论的观点,经济发展早期,政府多干预一些可能是对的,像林毅夫老实说的,你早期的时候政府应该去培育产业,挑选胜者,这时候做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为什么比较容易呢?因为产业的目标很明确,按照你的比较优势去做,你搞劳动密集型的,是比较容易成功的。但是,到了我们现在,到了中期阶段,政府再以这种方式去做已经是非常非常艰难了。刚才樊纲先生提到创新问题,我还不知道我们总结过了,“十二五”总结过了,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过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什么政府搞这种经济建设,还有搞创新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变得非常的艰难?第一,跟我们的创新,创新金碚所长说了,是跟平铺推进的增长完全不一样,平铺推进的增长就是你看到那里刚好,但是创新不一样,创新是符合一定规律的,之所以创新是高风险,就是意味着它成功的概率很低。也许我们以前搞经济建设,成功概率60%到70%,可能现在5%,甚至更低。比如我们看到80年代初世界那一轮的技术创新,留下来的英雄只有两个,或者说三个,比尔盖茨,还有乔布斯,可能还有戴尔[微博]的那个老总。他们三个留下来了。可是大家想一想,在70年代末,像他们三个,在父亲的车库里头搞创新的人,在美国有多少呢?恐怕是成千上百,但是绝大多数人失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创新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政府挑选胜者,是我看准了七大新兴产业,我每个产业挑几个人培养,这往往会失败,因为政府能把5%的概率从5个人挑出来吗?不太可能,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由政府搞这些创新,政府搞建设,包括新能源产业,包括前面失败了的太阳能电池板的这个产业。为什么政府来搞就会搞失败呢?因为政府不计成本,我们的政府官员在位基本上平均而言就是三年多一点,一半人都不超过三年。这样他自己存下来的税收也好,问银行借款也好,或者到市场筹款也好,不会计较成本,9%,10%的资金都拿来,因为根本没有想到去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上一些出产值,不出效益的项目,这跟我们国家的税收体系也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税收主要就是流转税,特别是增值税,只要你开工,把产品卖出去,你就有税收了。到底这个项目盈利不盈利呢?不是他要想的事情,本来我们在那方面的税收也比较少。

  所以,由于这两个原因,我想在目前这种状态下,由政府来主导创新,来主导我们的产业发展是会注定要失败的。那怎么去改?说政府改革,我们也说了很多很多年,其实90年代我们已经改过一轮了,朱熔基总理的时候已经改过一轮,那一轮改革,的的确确是把我们政府很多职能削减了,但是过去这十几年,我们有回潮,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的很多改革也是朝这个方向走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光改了市场,不改政府,我们能不能建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想一下,现在简单算一下账,我们国有企业大概还占到我们增加值的30%,是非常大的一块。我们的政府控制的收入,大口径计算是36%以上,每个地方政府都基本上是一个公司,它是在市场里头边游泳,然后在岸上当裁判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真正建成市场经济是有难度的。

  怎么改呢?最近围绕地方政府债务的讨论可能是一个契机,可能会成为我们政府改革的一个推动力。我们知道现在政府的收入来源,一个是土地财政,这一块它是靠发债,土地财政越来越困难,主要是靠发债,发债现在政府直接借债不可能了,所以要靠它的融资平台,要么从银行借,要么发市政债。那么,现在这个讨论就是要不要让地方政府去发行像我们中央政府国债这样的债,这就涉及到我们的《预算法》的修改问题,1994年的《预算法》明确说,地方政府不能有赤字,但是让它现在有隐性的赤字,隐性的赤字还很高,通过地方平台,有一大堆的赤字。有一个观点就是让他们继续发市政债,我觉得市政债的问题我们要重新考虑一下,赞同的人是说,让政府直接发市政债,市场对它有约束,我觉得这可能是夸大了市场的作用。它主要是有中央政府这个背书在里头,所以它的资金会用这个价格来抵消风险,比如南欧很坏的时候也能够把债发出去。地方政府6%发不出去,提高到8%,8%不行,提高到10%,市场上总有人愿意冒这个风险,买它的债。再一个政府到市场发债,本身就是手段的错配,因为地方政府发债多数搞了基本建设,搞公用事业,你让它用市场的手段融资本身就不对。还有一个期限的说法,我们市场上现在比银行略长一点,大概也就两三年,但是这种公用事业,即使有回报,它的回报的周期非常长。所以,有一个期限错配。

  我觉得现在我们所采用的,我听到的就是关于《预算法》的修改这条思路还是正确的,就是让地方政府发自借自还的债务,你自己发,但是你自己还,不是中央政府替你还,但是有一条必须是中央政府批准,必须是全国人大通过,这点底线要守住,否则地方政府发债又成了一个新的融资手段,它会自己有发债的冲动。毕竟我们国家这个体制,单一式的国家这个体制,中央政府最后还是要负责任的,所以由中央政府卡一道,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开了前门了,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了,就是突破了以前不允许他借债这个问题,允许他借债,能不能把后门关上,就是融资平台给关上。融资平台怎么转型,我觉得这是下面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否则地方政府凭空得了一个融资手段,融资平台还在,现在又给他一个正规渠道发债的手段,作为市长、市委书记非常高兴,两边都发,我觉得把融资平台卡住。融资平台怎么卡住呢?一个方向就是让他们转型,真正成为公司,哪怕是国有公司也行,一开始国有公司,以后慢慢的让民资进来,变成混合所有制,他们经营城市里头的项目,我觉得是可以盈利的。因为政府可以给他一些土地资源,他来打包,既做公益事业,又做盈利的一些,是可以盈利的,这样到市场上筹资,大家知道至少可以和其他国营企业一样来对待。这样是把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确定清楚了,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们老说确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怎么去确定,不能抽象的。通过地方政府这个债务,重新的手段的组合,我们能切实的把这个地方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确定下来。

  那下一步如果说还要让地方政府做的更好一些,就是它在发地方政府的国债,或者地方债要做的更好一些,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要加强地方人大的作用,让地方人大代替真正的起作用,这也是涉及一个问题,我们老是抽象的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里也说了,发挥人大作用,怎么发挥,能不能更落实一点,我提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能不能让我们的人大代表半专业化,因为我们现在人大代表完全是兼职的,一分工工资不拿,能不能让他半专业化,一个月给他两天,或者四天的时间,他可以拿着工资做一些调研,不是他的休息时间,让他变成半职业化。第二方面,能不能让我们一些人大的委员会变得更加实在,充实,比如我们这个预算,我们都知道人大代表拿的预算基本上就开会的那几天的时间要读上千页的报告,基本上谁都读不懂,我想经济学家去也读不懂,这就需要一些专业委员会,替他们先把政府的预算过一遍,然后给他们讲解,然后他们才能把这个搞明白。到美国去看一下,这些议员,每个议员他在华盛顿那个办公室比较少,但也有六七个人,但是在选区办公室至少也有20个人,这是国家给他出钱的。我们当然要做到他那种,还远了去了,但是能不能把专业委员会真正加强起来,使得我们人大里头的决策变得更科学。

  所以,我从新常态讲起,讲到政府的职能的转变,我想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希望通过这一轮改革,我们能把一些政府改革落到实处,最后让我们真正把政府的转型往前推动一步,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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